花钱上瘾,那些深陷消费贷的年轻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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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

记者|驳静

入不敷出的第一步是借贷,紧接着是“以贷养贷”,它就像破布上的洞,只会越来越大,也像沼泽地,一旦陷入,越挣扎,很可能会越陷越深。

杨慈,美好生活

要问杨慈钱都花在哪儿了,她也感到很头痛。她在豆瓣上看别人讲负债的帖子,一五一十,一套贵的写真,一件奢侈品,钱起码有大的去向,可她看自己手机上的订单,都很零碎,“没买什么大件儿啊,都特别日常”。

杨慈今年24岁,“杭漂”,毕业三年,月薪4500元,仍在负债中。她借的第一个网贷,是小米贷款。她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栏里输入“网贷”,“小米贷款”排位挺靠前,“当时挺意外,小米也能借贷,对这个品牌又比较信任”。展示在杨慈眼前的3万多元额度,她都贷出来了,还掉一笔为学历升值交的2万多元学费后,还剩几千,本来想着留给下个月还别的贷款,“但钱在手里留不住,一直花花花,等到下个月才发现,啊,又要还很多钱”。

说是“不知道花哪儿了”,但仔细问,她还是能讲出来钱款的去处。“可能我租的房子不贵,但我还是要把它装饰得特别好。比如抱枕一个就100多块,我要买4个;地毯300多块,明明有凳子,但我要扔掉丑的,重新买一个好看的;烧水壶几十块也能用,可我要买那种好看的200多的。好看排第一位。”

工作日,早饭在公司楼下的星巴克买杯咖啡,或者去麦当劳吃早餐,中午基本要吃七八十,有时会更贵,吃碗蟹黄面就得近百,间或还会光顾日料店。有时下午还要去甜品店,一块小蛋糕花去三四十,一天下来光是吃,就要花去二三百。如果每个工作日都这样吃,实际是超过月收入的,但杨慈不愿放弃这些,甚至她选择这份工作,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园区的“应有尽有”。她说现在这个公司特别让她高兴的是楼下有花店,不用出园区的门,就有电影院,有健身房、咖啡馆,还有按摩店。“好像我特别依赖这些东西。比如我现在负债累累了,但还是会买花回家。有时候我都特别恨我自己,但又觉得好像没了这些就活不下去。”她说,“我也不后悔,我就是特别恨自己。”

我于是问:“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还会买吗?”她想了想说:“会的,因为我压根没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。不管别人怎么说,说这种东西又不是实用性的,不买就不买了,电影不看就不看了,但我有时觉得这才是对我来说实用的东西,这才是生活必需品。”

杨慈的观点并不新奇,甚至,我感到非常熟悉。或许在某个鼓吹消费的公众号文章里看到过,或许因为经常听到“房子是租来的,但生活不是”这句话;又或者蚂蚁花呗那条广告深入人心——快递员王康说,“在我心中,什么都可以省,热爱的不能省”,他用花呗分期买了第一把萨克斯;毕业生林玉苹说,“工作前,我想去看看世界”,她用花呗开始了自己的旅行;小磊说,“自由的感觉,永远比定居好”,他与女友用花呗换过4个城市……他们说:“活成我想要的样子。”

年轻一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?杨慈举例说,生活在杭州这样的准一线城市,好处是晚上可以去Livehouse看演出,花几十块钱喝一杯,几乎每个月,她都会去一两回。周末突然想去海边,可能买张机票“说走就走”。

杨慈以前有过一个室友,比她大七八岁,月薪小两万,每个月光是房贷就要还8000元,但她还是过那种“令人向往的生活”,参加舞会、品酒会,周末还要去滑雪,设备明明能租,却一定要购买。这位室友曾告诉杨慈,别人问她为啥要买装备,她的反应是反问对方“为什么不”,“享受型人格有什么不好的?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苦兮兮的”。在杨慈心里,她认可室友的这个观念。

可这美好生活背后都是亏空。

2017年,杨慈刚开始工作没多久,在爱奇艺上看《中国新说唱》时,经常看到“百度有钱花”的广告。那条广告的确拍得蛊惑人心,它说,“让你的梦想有钱花”,听上去很美。这句广告语促使她下载了它的APP。注册过程中,软件要求她填写父母的联系方式,她试图用假手机号蒙混,没通过,她当然不希望父母知情,于是卸载了APP。3年了,她还不断能接到“有钱花”打来的推销电话。

目前,杨慈总负债十来万,它们分布在花呗、借呗、京东白条、美团贷、小米贷、微博贷和一张信用卡上。才一张信用卡?杨慈其实曾向广发、兴业和交通三家银行提出申请,都失败了。跑去查征信,答案揭晓,竟然有整整14页,每从这些网贷借一次钱,征信就会以“贷款审批”为条目给她记上一笔。不过网贷平台大都不看这些,它们仍然“信任”杨慈,还在继续借钱给她。

杨慈最令我吃惊的一次借贷行为发生在收银台前。她跟几位朋友去吃饭,买单时朋友跟她说那你先去结账。到收银台前,杨慈发现账单有700多元,花呗额度不够。转头看了看朋友们,觉得如果跑回去说自己钱不够,挺不好意思的,就临时起意,那不如借一笔。她站在收银台边上,盘算了一下接下来要交的房租和要还的款项,大概是9000元,索性就一次性在微博上借了一笔。微博也能贷款?不只能贷,它甚至不用额外下载软件,直接在“新浪微博”APP上就能操作,而且手续非常简单。填完借款人身份信息后,杨慈惊喜地发现额度有5万多元。她借9000元,2分钟就到账了。

一个月前,她跟几位朋友吃饭,知道她债务情况的其中一位突然说:“你看,你点的奶茶是最贵的。”朋友接着说:“出来玩也不是说不让你喝,但尽量克制一下。”杨慈一面赌气说“那我要不然就不喝,要喝的话我肯定要喝自己想喝的那一款”,一面又意识到,朋友说得对。她的工资一到手,立刻全部拿去还贷款,身上根本没有一分钱,每花一分钱实际都是借的,都是超前消费。正是从这天起,她决心克制消费,搬到了便宜的房子里住,并且有一个月没有出去聚餐了——光是不聚餐这一点,已经困难重重。但她暂时并不打算向父母坦白,原因某种程度上也与“美好生活”相关。

“如果现在跟父母讲,他们也能帮我把钱都还上,但代价可能是,不要在杭州混了,回老家,介绍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,不停地相亲,把你摁在那里,一定要结婚生子,没了自由——回家之后,可能连穿一条破洞牛仔裤的自由都没有了,整个生活都被控制住了。”她还心存念想,想靠自己把债还上。

何米,失控的大象

何米跟杨慈一般大,但还没参加工作,跟父母同住。

她的主要开销都是在满足自己买新衣服的渴望。她买衣服,不看直播,不听人推荐,就是刷淘宝。大数据了解她的习惯,有些人爱囤裙子,有人囤鞋,何米不是,“买一件上衣,我就相应配个外套,配条裤子,搭双鞋,一买就是全套”。

比如“双11”期间,不像有些人会提前规划趁机购买大件,何米不是,“双11”快到的时候,心中还是一片空白,并没有什么想买的,到了午夜0点,突然就买兴大发。0点抢一轮,第二天白天再买一轮。2019年的“双11”,2万多块钱就这样花了出去。

2018年,大肆买买买的势头刚起来,她曾狠心关掉过花呗——从借呗贷了一笔钱,把花呗全还上,然后停用它。大约停了一个月,又给打开了。有意思的是,重新启用的花呗,还给何米涨了额度,从原来的1万多,涨到了3万元,“额度上来了,我就越想买了”。此后两年,何米再没停过花呗,额度仿佛一只兽,借还频率是食粮,使用越多,养得越肥。到2020年11月何米停用它们的时候,借呗的额度达到了9.5万元,百度有钱花的额度有6万元,微粒贷与京东金条用得相对少,分别是1.5万元和1.4万元。

买了两年多,买来的衣服衣柜挂不下了,就装进箱子里,装满了7个整理箱,箱子有些塞在床底下,有些堆在门后,很多衣服吊牌都没摘掉——究竟有多少件,她到现在还没去清算。

当然,其他诱惑何米也难以抵挡。海蓝之谜、雅诗兰黛、娇兰、娇韵诗、兰蔻、倩碧等国际大牌的明星产品,何米都买过,通常是试一试,发现好像也不怎么样就搁在一边。“我属于满足好奇心,贵的东西看过了,发现也就那样,换汤不换药,同类东西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。”口红也有十几支,她现在回忆,好像就是突然有一天,到处都在讨论口红。2018年,口红营销在社交网络风靡,“迪奥裙子买不起,迪奥口红总买得起”,何米没能躲过这轮攻势,从小红书等地方不断地刷到口红,看到喜欢的就下单,有时同一款要囤两三个色号。由于连续几年辛勤参加“6·18”“双11”等电商购物节,她家里的卫生纸、洗手液两年都用不完。

25岁的何米3年前开始以贷养贷的时候,连“以贷养贷”这个词都没听说过,她说“还不上的时候,我就从其他平台‘倒’一下”。她没用过POS机,借贷以网络平台为主。

11月,蚂蚁金服上市计划暂被搁置的消息传播开来后,何米在网上看到一个传闻,说花呗和钱呗可能会关停一批账户,同时降低一些用户额度。她立刻想,要是轮到自己头上,那可真是悬了。何米大学毕业两年,一直没工作,在家准备考研。债务总量虽然越来越高,但截至11月,她没逾期过,因为平台“倒”平台,窟窿总能补上。但继续往前走,何米隐隐感觉,这一天迟早会到来。她过了一年多忐忑的“倒来倒去”还款的日子,终于在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的消息传出之后,下定决心停,她说这是“大环境影响逼着你快刀斩乱麻”。

这把“快刀”就是何米的妈妈。这天傍晚,何米妈妈在厨房做鱼,趁炖汤的工夫到客厅,看女儿脸色不好,问她出了什么事,看她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,就开始一个一个猜,猜到“欠人钱了”,何米点头称是,哭着把事情讲了一遍。坦白之前,何米在心中有大概预设,妈妈平常不是太严厉的人,平时闯点祸,也不会遭遇严重责难。果然,何米妈妈虽然感到惊讶,但也只是温和地教育她,以后花钱要有规划,不能这么花。坦白后的第二天,她母亲就转给她15万元,帮她一次性把债务全部偿还了。

瘾头实际是种习惯,让你习惯了借贷消费,大脑会促使你立刻做决定。

当一个人开始关注网贷,会发现网贷广告无处不在,比如有的说一天利息一瓶水、一月一杯奶茶钱。上腾讯视频,开屏就是网贷广告,话术格外诱人;点进腾讯首页,也有豆豆钱包的广告,说“日息低至0.027%”,听上去很美。网贷无非是取代了“那个朋友”的位置,从网贷借钱,在信用卡里走一圈,最后再还给网贷。但网贷有期限,到期之前,总有一两个月,这笔钱沉甸甸地在手上,使人无法平静。“既然没那么着急还,下个月又有工资会发,你的想法又是,这钱是自己的,网上看到一个想要的东西时,就会想,不如用这笔钱来买。”

手机屏幕上轻轻松松显示的额度,就像一顿大餐,一个饥肠辘辘的人,如何抵制这种诱惑?既然借贷可以解决这么多烦心事,似乎没有不借的道理。可是,明明已经负债累累,一个人为何不能节制?为什么做不到克制消费?没有陷入困境的人,是否可以站在岸上永远高枕无忧?

从某种程度上来讲,何米不过是一个“失控版的你和我”,在电商与社交媒体营销的两重夹击之下,人人都因为冲动买过几件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东西。张红川是中央财经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,研究行为经济学多年。他跟我提到一个“象与骑象人”理论:我们的理性好比一个骑在大象上的人,我们的行动如同那头大象。大象是不管不顾的,想走就走,只有恐惧和害怕能阻止它的脚步。具体到消费行为上,消费冲动就是那头大象,“支付痛苦”是它的阻碍。

张教授解释说:“一个人时时刻刻都与大象进行角力,实际上是非常疲惫的,骑象人因此很难胜过大象。人不是想控制自己就能控制的,我们必须在理解人性或人心的基础上,寻找更好的办法。这个办法不是试图去抵抗那头大象,你抵抗不了它的,你只能让它走,但是,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走得慢点,给它一点点缓冲,给它一点点障碍。”

从前,当人们使用现金时,人的大脑对支付痛苦有明显感知。现在,随着支付越来越便捷,借贷越来越容易,支付的痛感与消费的快感之间相隔很远,惩罚与即时满足之间打了一个时间差。这些都意味着,能让大象感到恐惧的东西愈发势弱。张红川说:“电商、平台等,它们做的一切东西都是在绕过骑象人,诉诸大象,(算法、支付的便捷性等)让大象感到无比快乐,让大象走起路来一点痛苦都没有,所以我们的大象才会那么轻易地做出了判断、做出了决定。”

虽然看上去我的采访对象当中年轻人居多,似乎还有学历普遍不高的共性,但在行为心理学领域,并没有研究表明,陷入消费借贷困境的人群有明显标识。比较常见的人群,反而是那些时间充裕的人。你打开淘宝或京东,心里以为只是看一看打发一下时间,但当你打开它,已经一只脚迈入它们的陷阱。“所有人都有可能掉进这样的陷阱。对于你来讲,也许是因为你今天在付出金钱时依然觉得很痛,也许是因为今天你的大象没有找到特别感兴趣的东西,或者更有可能,只是因为我们还未碰到一个足够让我们付出所有的东西。”

“归根结底来讲,没有掉入消费陷阱,只是说明我们幸运。”

方明,闯荡城市

方明的情况又有不同。他今年25岁,曾经闯荡重庆,正是在这座城市里,他陷入网贷深渊。

2018年,方明23岁,负债20万元。这个春天的早上,他睁开眼想的是另一个数字,2000块。他有张信用卡第二天到还款期限,已经跟朋友借了点,但还差2000。挨到下午,他还没弄到这2000块。百度有个“上岸吧”,方明不喜欢那里,广告遍野,鱼龙混杂,但这天正是在这个贴吧,他看到评论里一个图片回复,图上写“加V,花呗白条套现”,方明立刻加了那人的微信。

他只关心两件事,能不能马上套,能不能当时就给。对方都说能。他穿上鞋子立刻就出发了。他心想,要是能弄成,又逃过一劫。方明住在重庆西郊,对方在市里,距离有十多公里。虽然没钱,他还是打了个车,只想快点见到那个人。

地址在重庆解放碑附近的一个写字楼,楼下有家星巴克,方明跟对方在这里接上头。是个男的,30来岁,剃个寸头,身高也就一米七,看上去人畜无害。两个人在星巴克“交易”了一个多小时。他告诉方明,套现其实也简单,用蚂蚁花呗或京东白条买个电子产品,通常是手机,最好是国产手机,容易出货,收货地址填他的,他再把货款的钱转给方明,套现就算完成了。买手机,可以上淘宝,也可以上京东,等于是在“花呗”和“京东白条”之间二选一。方明心里盘算,平常时候,实在没钱吃饭,楼下小卖部也能套个一二百,用支付宝扫付款码,老板再把钱转给他就是。但京东没法这么干,支付宝的花呗额度,当然因此优先留着。

他用京东白条分期买了一部4000元出头的手机,大老远跑来套现,方明没怎么犹豫,紧贴着额度用,能套多少是多少。方明后来想,这人表面人畜无害,实则老奸巨猾,手续费微信都说定了,临到转账耍滑头,坚持要收到手机才能转账。方明当然不肯,二人讨价还价,最后方明让步,答应再少收200元。花掉4000元,套现到手实际才3500元,如果换算成1万元,利息高达1250元,按年利率算就是12.5%。不过当时方明根本没去算,只觉得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最后一天弄到钱,就是巨大的惊喜。

后来同样的套现方式他还操作过几次,头一回找了本地的,能面对面交易,后来找到个在广西的,手续费能便宜一点,但人家需要收到手机后才给转账。这法子听上去危险重重,一个在网上找到的搞套现的陌生人,竟然也能信?对方完全可以收到手机后立刻将方明拉黑。我问方明当时是否担心,他说:“我记不太清他说了什么话让我不担心,但确实这样去做了——最后确实钱也收到了。”

走到京东白条套现这一步,方明离山穷水尽已经不远了。这说明,他的4张信用卡都套不到现金了,几个借贷平台的借款额度也已经用完,除了冒险,他别无他法。如果真的被骗,对方明来说,或许窟窿又大一圈,破布撕得更破,但微弱的平衡仍能维系。

真正致命的打击来自民生银行。方明的民生银行信用卡本来有1.5万元额度,这一天,他还进去一笔钱后,额度突然清零,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,1.5万元不能套,后面肯定要爆发。本来是环环相扣的以贷还贷链条,突然跳空一环,方明找不到地方补这1.5万元的缺口。他打电话给银行,得知自己“被风控了”。在此之前,尽管他一直想尽办法不产生逾期,但是频繁用POS机套现,银行终于将他的账户判为高风险账户。鞭炮投进火药库,不会有单个火药桶保全下来。一个月内,他的债务全面“拉爆”,最直观的表现是,亲友陆续接到催收人员毫不客气的催收电话,方明说:“那就好像一块石头完全压下来,把你钉在那个地方。”

债务火药库引爆后,方明打算离开重庆,回老家去。收拾残局,整理房间,光是POS机就翻出来7个,红红绿绿,堆在一起,仿佛遗骸,这是方明过去几年“自杀式借贷”的物理证据。

POS机是这样一种东西,它比我们日常消费刷卡的那种POS机小一号,体形如初中生用的计算器。能连蓝牙,在手机上相应地可以下载到APP。套1000块钱,手续费约30块。它还分两种模式,一种是“t+1”,第二天到账,一种是“t+0”,实时到账,后者要贵一点。最开始,这种POS机还要花钱买,几十块钱一个,后来逐渐免费了,推销员巴不得你去使用,背后的公司好吃高额手续费。

有时理智占上风,方明会把POS机藏起来或扔掉,发誓不再动信用卡额度。有时刚下完决心,隔天就有人上门推销,心理防线就此崩塌。有时明明没有POS机,想要用钱,就去借别人的刷。有时即便有,上门推销的人说,最好换着刷,他一听有道理,就再注册一个。

受到蛊惑、无法自控的过程中,窟窿越来越大。我问方明,人头脑里理智的声音还会有吗?

“你那种(理智)状态维持不了一两天。你会感觉好像赚钱好辛苦,还是花钱舒服,确确实实会有这样的念头。那个时候已经不会去想欠多少钱,虽然心里也知道这个钱到最后肯定会越来越多。我做二手房中介是靠提成,有的是几千,可能上万,但有时候做一个大单子,比方说写字楼、商铺、别墅这些,佣金就有好几万或者十来万,这些都是有的,所以就会抱着这样的想法:我先用着,之后我万一做一个大单子,我的债务不就全销了吗?然后,你就会想,那些小单子,做起来好像杯水车薪,反正也不够,然后你就没有动力工作了。”

可大单子当然难做,方明干中介5年,最高一笔佣金也就2万元,这2万元还只是一个“天上掉的馅饼”。当时有个客人在网上看中一套房子,打电话给方明,他带客人去看,看后立刻签约,特别顺利,换作任何一位中介,几乎都能完成交易。可天上掉过一次馅饼,地上的人就会不时地抬头,看看下一次是什么时候。

2014年,17岁的方明到重庆,想找份工作,找了很多,只有二手房中介要了他。没有基本工资,收入光靠提成。干了一段时间,方明发现同事里尽是像他这样没啥学历、从农村来的同龄人。“都是初、高中学历,刚进城,不成熟,还爱乱花钱。”方明买过山地车,因为看到网上有人搞川藏骑行,觉得挺时髦,一应装备,一花就是七八千。网上看到有人钓鱼,也下单了一套钓鱼器具,花掉一两千。买得最贵、最多的东西当然是电子产品,游戏机、PS4、iPad、苹果手机——手机用得不珍惜,不是进了水,就是摔碎了屏,一年得换两次。有时新款iPhone没出来,就买新款三星,总体来说肯定买最新款。

有段时间,方明跟同事们经常去KTV、按摩店这样的消费场所。在那种商务KTV,会喊“包房公主”。一开始还蛮不好意思,都是别人叫着去,后来变为自己主动叫他们多一点,去一次,少则五六百,多则一两千。他周围的同事里,有很多人像他一样从农村进城,很多事物都只在电视上见过,城市里的新鲜玩意儿,他们想吃想看想尝试。

然而挣钱并不容易,只有那个可以快速到账的借贷额度看上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这个钱既然能花,那何不先舒坦一下?方明说他克制过太多次,曾经无数次地想,不要再去动信用卡或那些平台的钱,以后加倍努力好好赚钱,但这种想法持续不了多久,有时击溃他的只是因为晚上躺在床上,饿了,身上没钱,那就借一笔。本来只是告诉自己,这钱只是为了点个外卖,但只要开始花了一笔,就会找各种理由要花掉这些钱。他头脑里的天人交战,总是“脆弱的人性”那一方获胜。

2020年,方明个人信用破产后,辞职回了老家,他找了一份“不违法,但也不体面”的夜班工作,以便较快还债。他又回到了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生活的环境里,时时想起少年往事。

他从小由外婆带大,每年只有春节,在外打工的父母才能回来几天。一年到头,他几乎没有零花钱。小学毕业那年,学校来了个摄影师,给每个人拍了照、洗出来,但是得花2块钱买。这2块钱,方明没有,也不敢跟外婆要,就这么拖着,拖到后来那位摄影师上家里来“讨债”。后来有一年春节,他得到了20块压岁钱,因为担心钱被没收,一口气全给花了。十多年后,方明看着自己的妹妹,也是放在外婆这里养,就会想起当年的自己,生活在节俭与克制中,只能看别的孩子吃零食、玩弹子球。每天放学回家先把作业做了,然后去打猪草,煮好,喂猪,紧接着要帮忙做晚饭。只有夏天中午是他最快乐的时候,因为天气太热,不用出门干活儿,能在家里看电视——得把声音调到最小,因为其他人在午睡。

2012年,方明读高二,父亲去世,他就跟着父亲在世时的几个朋友到了工地。他在工地干了两年,身上总是很脏,总是碰到自私自利的“大人”,总感到低人一等,他决定到城市里碰碰运气。在城市里,他当然碰到了许多同龄人,包括女孩子。2016年,公司新来了一个女孩子,像城里人一样,方明吸引她的法子是送她东西,花钱请吃饭,买那一年的新款iPhone当礼物。这是借贷的起点吗?方明说他实在记不起来第一笔网贷是因为什么借的,但一定早于这个女孩子的出现。“那时候已经每个月找不到钱还信用卡了,只能去跟朋友借一笔钱,还进去后,(用POS机)刷出来新的钱,还另一张卡,然后把最后那笔钱再刷出来,还给借我钱的那个人。那时信用卡有4张,额度加起来也就3万。后来因为知道可以网贷,就感觉没有必要再跟朋友开口借了。”

李希希,越陷越深的坑

在北京工作的女生李希希,比何米大5岁,也是在3年前,当她发现每月收入连信用卡最低还款额都不够的时候,就想到那不如再办一张。申请到新卡后,李希希的使用方法跟方明一样,也是用POS机套现,说起来还比方明的便宜不少,1万块钱手续费是40块。

李希希从交通银行申请到第二张信用卡,额度1.6万元,相比后来浦发银行给她的十几万额度、微粒贷给的7万元额度,这是最少的,也是她后来最早还完销卡的。“额度低,反而更容易销卡。两个月、三个月,我就是省吃俭用,都给它还上。”第三张卡从浦发银行申请,她在网上填完资料,有业务员去公司找她。对方当时问她月薪多少,她回答说“最高可能七八千,低的时候五六千”。业务员挺干脆地说:“那你填(年薪)20万吧。”李希希问:“这样可以吗?”业务员说:“放心,没人查。”这张信用卡一开卡额度就高达13万元。没过多久,一个显示为上海地区的座机号码打来电话,向她推销(浦发)万用金,属于小额借贷,额度也有约15万元。

钱不够花时,她就从万用金借一笔,有时候她甚至会选最高分期36期还。2018年9月,自称是浦发银行业务员的人又给她打电话,告诉她虽然额度已用完,但她是“优质客户”,还可以再添3万元额度,问李希希是否需要。“如果我是银行,看到我这样,都会认定我是高风险用户了,但他们还上赶着借钱给我,我就隐隐感到不对劲了。”这火热热的3万额度,李希希拒绝了。

信用卡套现总有尽头,李希希想再办一张。先是去了一家叫作“摩尔龙”的贷款中介,业务员告诉她,申请银行信用卡没成功,不过推荐她去“宜人贷”。一旦开始以贷养贷,负债者就会货比三家,看哪家平台划算,哪家平台额度高、利息低,哪家平台最“坑”。很多人告诉我,他们“不敢碰宜人贷”,但李希希“勇敢”地去了。

摩尔龙的办公地点在北京中关村,宜人贷离它不远,李希希当时听完中介推荐,立刻就过去了。她站在那栋大厦楼下张望,看到有两层楼都是宜人贷的办公区。贷款销售指导她“正确”填写申请表,比如贷款用途要填“装修”。他们也要求填写4个联络人的电话,既要有同事,也要有亲属,但打电话去确认身份的时候,会自称是保险公司,避免置借贷人于尴尬境地。

李希希计划借3万元。合同写明,年利率11%。李希希算了一下,这意味着一年只用交3300元利息,如果中间能还点本金进去,甚至3000元都不用,于是同意了。最后她拿到一份借贷合同,约定24个月,每月等额本息1967元,实际还款总额为47211元,而实际到账数目却只有2.95万元。年利率说是11%,实际一算,高达49.95%。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规定,借贷双方约定年利率超过36%时,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。此外,《民法典》规定,“禁止高利放贷”。

李希希在记账公司上班,说起来也是财务行业,却比我采访的其他人陷得更深。到她债务最后爆发时,总额高达50万元。也是直到此时,在朋友的帮助下,她才搞明白,原来她从宜人贷借到手的这3万块钱,年利率竟然比她最初以为的多了近4倍。借贷机构会将收益分布在所谓的“手续费”“咨询费”等名目中,或许正是这些让对数字不敏感的负债者产生混淆。就像李希希,她到现在仍不明白,自己是怎么从一开始的一两万块钱,滚成后来的几十万的。

李希希在贷款数额逐渐逼近50万元时,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,经常性失眠,有时几天都睡不着,一闭眼全是债务这些事儿。2020年疫情暴发前,她到北京安定医院看精神科,医生告诉她需要住院,她的第一反应是,“如果住院,还贷怎么办”。她当初胆子小,在债务还可控的时候没跟爸妈坦白。去年年末,李希希硬撑了几年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出来,为了陪她,也为了给她精神层面的支持,李希希的父母跑了一趟北京,他们安慰女儿,虽然家里不能一次性把钱都还上,但全家人可以一起努力上岸——她没想到能获得这么温暖的支持。

负债者们习惯将还清贷款叫作“上岸”,利滚利往往导致上岸非常困难。在“豆瓣负债者联盟”和我加的几个负债者互助群里,最常见的劝告是,早点向父母坦白,不要以贷养贷。劝告者大都苦口婆心,因为这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式。卷入洪流,真正能打捞他们的人几乎只有父母,同时,向父母坦白往往又是最难的,承担让父母失望的压力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另一方面,“如果没有我,我爸妈的生活会更好”,抱有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。负债的年轻人会反问自己,自己的错,为什么要让一生勤俭的父母来买单?总有许多人,宁可自己扛着,也不选择去向父母坦白。

中学时,李希希每个月月初能领到一笔生活费,父母对她的要求是自己独立掌控这笔钱,如果前面花多了,到了月底,就算饿肚子,也没人会管她。高考后,她填了南方一所大学的景观设计专业,拿到的录取通知书,却是北方一所大学的会计专业。她傻了眼,这是父母篡改她志愿的结果。父母瞒着她,给她的老师打电话,将她的几个志愿都填向财务类别,学校也给改了,改在本省。因为这件事,成年后的李希希与父母的关系并不亲密。大学毕业后,她急于证明自己能独立,才有了她那个刷信用卡交房租的借贷起源。初入社会的孩子,刚开头时父母接济一笔租房钱是常有的事,李希希没想过开这个口。利滚利之势态不可控制之前,她的想法都是,尽可能不去靠家里。

所幸父母还是爱她的。坦白之后,她振作了很多,觉得不管怎么样,都要把债还清,早日上岸,然后过一个普通女孩子的正常生活。

上岸之后,他们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有多大?张红川的答案并不乐观。他认为,归根结底要自己真正想改变,个体需要在大脑里获得足够多的疼痛感,才能对大象制造阻碍。“如同说,没有哪个人在吸毒之前会认为我会成为一个毒瘾上瘾者,进入到那种情况后,我们才会发现其实人控制自我的力量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。”而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,是“一个个体需要用自己的力量,与强大的消费主义文化作对抗,而我们目前所能够诉诸的,只有我们的头脑,我们自己的理性”。(应采访者要求,杨慈、何米、方明、李希希均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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